1950年在山西泽州县，一个祖辈世代生活在农村的郭姓人家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排行老三，取名叫郭三堆。1972年郭三堆离开家乡和亲人，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，成为北大生物系的一名大学生。毕业后一直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初，棉铃虫爆发，纺织业受到重创，经济遭到巨大损失。郭三堆一头扎进抗虫棉的研究当中，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。郭三堆被人们称为中国“抗虫棉”之父。

　　上了年纪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有穿哥哥姐姐旧衣服的记忆。那个时候，羽绒服和鸭绒被还没流行，一件新棉袄和一床新棉被就能成为冬天最温暖的物件。因此棉花的种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手工业和制造业等轻工业上，纺织业更是最主要的产业之一。

　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棉铃虫持续暴发，国内出现“棉荒”，纺织业几乎崩溃，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损失。此时，只能从国外进口抗虫棉技术为中国棉“治病”，但由于对方条件苛刻导致谈判破裂。之后，对方在中国成立了棉花种业公司，企图抓住机会占领中国的棉种市场。

　　国外种业的紧逼、国内棉农的无助，这些都深深刺痛着郭三堆的心，他说：“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”，于是他下定决心再难也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抗虫棉技术。

　　1991年，国家科研计划正式启动了棉花抗虫基因工程的育种研究，郭三堆作为项目负责人与同事一起进行抗虫棉研究。

　　1992年至1996年中国棉铃虫规模继续扩大，农民喷洒农药从两三次增加到20多次也防治不住，棉农损失惨重。由于棉铃虫防治都在夏季高温时节，农药随汗液进入人体，导致中毒事件大量发生。人们认为，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研究出真正高抗棉铃虫的新品种。

　　抗虫棉有没有毒呢？这个问题最先由农民提出来。1994年郭三堆到山东梁山做抗虫棉新品种试验。“农民说棉铃虫农药都杀不死，虫子吃了抗虫棉却死了，你说抗虫棉的毒性有多大？”郭三堆回忆道，“我就跟农民说，二者杀虫机理不一样，真有毒最先中毒的肯定是我们呀。”

　　后来郭三堆在一亩农田上做种植示范，半亩种普通棉、喷农药，半亩种抗虫棉、不喷药。“到秋天一看，普通棉几乎没有棉铃，绝产了；而抗虫棉，结满棉铃，白花花地吐着絮。农民一看说太好了，这个种子一定要给我们留下来。”

　　根据郭三堆介绍，从推广种植二十多年来，我国累计超过1亿的农民种植过抗虫棉，亩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公斤，提高到现在的150公斤左右，新疆更是高达350公斤，也再没有发生过因防治棉铃虫而中毒的案例。

　　耗时4年的时间，研究团队利用我国独创的技术方法，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基因导入棉花品种，首次培育出中国转基因棉花植株。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。1997年，双价抗虫棉首次研制成功，并在1999年先后在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等9省区得到推广，广大棉农在省工、省药的同时，每亩田增收节支了200元以上。

　　抗虫的问题解决后，郭三堆又开始考虑如何提高产量、降低成本。1998年，他开始了三系杂交抗虫棉生物育种研究。2005年，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三系杂交抗虫棉品种“银棉2号”，从品种试验结果来看，比对照品种增产26.4%。这是三系杂交抗虫棉在国际上首次研究成功并应用于生产。经专家鉴定，三系杂交抗虫棉生物育种技术水平整体达到国际领先，是棉花杂交育种的重大突破。

　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，中国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种质资源，这成为我国农业发展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，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在国际竞争中争得了一席之地。

　　郭三堆说，“中国研制的抗虫棉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，这样才能打破垄断，保住我国的植棉市场和产业。我国抗虫基因的大小是美国抗虫基因的一半，抗虫棉中的基因数为多拷贝；我国研制的双价抗虫基因以及高抗棉铃虫的双价抗虫棉新品种，与其他国家抗虫棉品种也不同；我国研制的三系杂交抗虫棉品种，其他国家没有。”

　　在郭三堆看来，新兴的转基因生物工程中，一个基因就可能开发出一项产业，在这一领域的任何一点突破，对于国家、对于农民都大有益处。截至目前，我国培育的国审、省审抗虫棉品种有300多个，每年在国内推广面积达5000多万亩。自从推广抗虫棉以来，全国再没有大面积暴发棉铃虫危害。

　　研究的成果是可喜的，但其中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。在研究过程中就曾经遇到过不可抵御的难题：

　　可能这就是“科学家精神”的一种真实体现，遇到困难不放弃，迎难而上。始终把国家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。

　　由于长期从事高强度的研究工作，郭三堆的身体出了问题。躺在病床上，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健康，而是研究还没有完成，不能停下来。休养4个月后，郭三堆又出现在了实验室和田间地头。在阳光下的棉田中，郭三堆仍在不断思索如何解决棉花抗病、抗除草剂、优质高产、早熟等难题，继续在中国种业的道路上执著前行。